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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書何為”:紙書的氣味和觸覺不可取代、無法復制

來源: 發布時間:2020-01-03 10:31:55

數字時代,碎片化、便捷式的電子閱讀鋪天蓋地而來,為大眾構建起了新的閱讀方式,而與此同時,紙書的發展空間卻日益被擠壓得愈發狹窄。為了撐起紙書的一片天空,上海譯文出版社瞄準小眾定位,推出了全新的圖書系列——譯文插圖珍藏系列,并且舉辦“數字時代紙書何為”讀書會,為紙質閱讀再獻一份力量。

  隨著數字數代的到來,碎片化、便捷式的電子閱讀亦鋪天蓋地而來,為大眾構建起了新的閱讀方式,而與此同時,紙書的發展空間卻日益被擠壓得愈發狹窄。為了撐起紙書的一片天空,上海譯文出版社瞄準小眾定位,推出了全新的圖書系列——譯文插圖珍藏系列,為紙質閱讀再獻一份力量。
 
  11月30日,在上海南京西路的科勒體驗中心,上海譯文出版社文學室主任、資深文學編輯馮濤,著名書籍裝幀設計師張志全和上海譯文出版社技術編輯朱奇就“數字時代紙書何為”這一話題進行探討。三位嘉賓從作品內核、裝幀設計、制作工藝等方面鑒賞譯文插圖珍藏系列叢書。
 
  今年是著名翻譯家傅惟慈逝世五周年,《月亮和六便士》是他流傳極廣的代表譯作,備受讀者推崇。上海譯文出版社為此特意推出兩千冊插圖珍藏本《月亮和六便士》,每一本除唯一的編號以外,還加蓋傅惟慈印章,堪稱“限量編號鈐印本”。
 
  《月亮和六便士》是英國著名作家、“故事圣手”毛姆極其重要的長篇小說代表作之一。小說中的英國畫家是以法國后期印象派大師保羅·高更為原型塑造的人物形象,主人公原本是位成功的證券經紀人,人屆中年后卻迷戀上繪畫,像“被魔鬼附了體”,突然棄家出走,到巴黎去追求繪畫的理想,并最終選擇棄絕文明世界,遠遁到南太平洋與世隔絕的塔希提島,在那里終于找到靈魂的寧靜和適合自己藝術氣質的氛圍,創作出一幅又一幅令后世震驚的藝術杰作。通過這樣一個一心追求藝術、不通人情世故的怪才的人生際遇,毛姆深入探討了藝術的產生與本質、個性與天才的關系以及藝術家與社會、藝術與生活之間的矛盾和相互作用等等引人深思的問題。
 
  上海譯文出版社在重新設計這本經典讀物的過程中注入了大量心血。首先,對封面設計進行了極為細致的討論。一般封面設計的切入點要么是書名、故事情節,要么是根據設計師自己的意見。而張志全則直言:“我們這本書就要跟人家不一樣!”由于本書是書籍而不是畫冊,無法用一張高更的畫放在封面,但其又跟后印象派有關系,因此定位為比較靚麗的橘色封面,背景則全是房子。
 
  然而,本書的驚艷之處并不在于封面,而在于插圖。書中插圖選自高更的原畫,并盡量調至原著的顏色,印在一張油畫布機理般的藝術紙上,然后再一張一張貼進去。“這樣非常有手工感、有溫度,感覺非常顯亮,每一本都是獨一無二的。”張志全感嘆道。
 
  本書的主色基調為何是橙色?馮濤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作品的主人公最后到了一個熱帶海島——塔希提島才找到他真正的藝術理想。那種藝術理想是絢爛至極的,高更的畫也是這種感覺,所以他一定是熱烈奔放的、生命力洋溢的。而我們要找到那種有著非常蓬勃,甚至非常野蠻生長感覺的熱帶色調。”
 
  此外,由于本書采用了過脊式的精裝,制作難度就大幅度提高了。書殼要走兩遍機器,這就意味著裝幀的精確度必須非常高,就一般的工序而言,許多工廠是做不到如此精確的,這也導致了譯文出版社在尋找承印的工廠時困難重重。
 
  面對這一困難,馮濤認為這關乎于態度的問題,即國人缺乏對高精準、高標準的追求,在很多方面都大而化之、用“差不多就行了”來搪塞。“在德國、日本的印廠里面,前期、后刀可以提這么高的要求,誤差不能超過1毫米,但是到我們這邊就成了一個笑話了。”他直言道。
 
  在圖書市場上,除去別的出版社,譯文出版社就有四、五種版本的《月亮和六便士》,那么譯文出版社為何仍要推出這套《月亮和六便士》插圖珍藏本呢?馮濤表示,做這套插圖珍藏本的初衷就是想給有這個雅癖的同行來收藏的。“它不是一個大眾的書,它是小眾中的小眾。像交響樂、芭蕾、現代舞一樣的,它的觀眾和讀者不會太多,但是一旦有這樣愛好的讀者,我們也是會滿足這個要求的。此外,我們譯文社的產品可以滿足各層次讀者的要求。同時,我們可以毫無愧色地講,我們的工藝、技術放到國際上都是一流的。”
 
  與《月亮和六便士》一樣,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草葉集:惠特曼誕辰200周年紀念版詩全集》插圖珍藏版詩集同樣是致敬經典,不過此次紀念的是惠特曼誕辰200周年。這本書復刻了1855年惠特曼親自設計的草葉集初版封面,這也意味著要把書名“繡出來”。
 
  《草葉集》是一部奇書,從內容到形式都顛覆了在它之前美國詩人們遵循的歐洲詩歌的創作模式,而且是有意識的顛覆。盡管它從問世至今飽受爭議褒貶,但卻被尊崇為地道的美國詩歌的誕生標志,是19世紀世界文學史中最重要的詩集之一。書的內容如此浩繁,從中史學家看到了19世紀的美國歷史,思想家看到了民主自由平等觀念的美國式表達,哲學家看到了萬物皆有靈和靈魂不朽的信念,旅行者看到了美國野性曠莽的自然風光和壯麗沸騰的城市景象,青年人讀出了對肉體和性的贊美,老年人看到了對死亡的坦然無懼……可以說,惠特曼在美國與世界文學史上的重要性怎么形容都不過分。
 
  制作本書是一個美麗的誤會,當時朱奇聽到責編要把書名“繡”出來時,就抱著懷疑的態度。但隨即,他心一橫便下定決心:“既然人家繡得出來,我們就繡得出來,況且人家是19世紀做的!”然而,他意想不到的是,“繡書名”的最大難點在于膠版紙沒有張力、非常的脆,所以在每次繡的時候,線腳都會破。幸好出版社在江陰找到的一家工廠解決了這一問題,這家工廠用無紡布的布料做書殼,“繡書名”也不再是一座“跨不過去的大山”。
 
  從做矢量圖到找工廠定制,每一步都困難不斷,必須小心翼翼才能邁出去。馮濤說:“我們毫不客氣地講,這是從來沒有人做過的,就是在書上從來沒有人做過這個工藝,我們是從零開始試的,其中有好幾次的試錯。”
 
  翻開這本古樸精美、別具匠心的布面刺繡燙印封面,書里還配有120幅美國插畫大師羅克韋爾•肯特親筆畫作,詩畫合璧,相得益彰。此外,譯者鄒仲之又對之前的譯稿進行了新一輪的修訂與打磨,使得這個在過去幾年中已經備受好評的譯本更趨完美。
 
  《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羅曼·羅蘭的扛鼎之作,也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長河小說”。這部鴻篇巨制通過主人公一生經歷去反映現實社會一系列矛盾沖突,宣揚人道主義和英雄主義。小說描寫了主人公奮斗的一生,從兒時音樂才能的覺醒、到青年時代對權貴的蔑視和反抗、再到成年后在事業上的追求和成功、最后達到精神寧靜的崇高境界。羅曼·羅蘭憑借《約翰·克利斯朵夫》一書榮獲1915年諾貝爾文學獎。
 
  然而,此次《約翰·克利斯朵夫》典藏版的制作過程卻不像這部小說所獲的成就那樣風光。因為書中的插圖來源于一位老譯者收藏的海內孤本,但由于這一孤本易碎而無法壓在掃描儀上,只能用相機微距一張一張地拍出來。“這個花了很多功夫,這本書封面設計靈感來自明信片,賣點還是在于里面的插圖,每三張面就是一張插圖,有點連環畫的感覺,又有電影的感覺。”張志全說。
 
  這套《約翰·克利斯朵夫》采用竹節裝的裝幀形式,竹節裝是西方非常經典的一種裝幀形式,一開始采用它其實不是美觀的原因,而是因為竹節能起保護里面穿線的作用。但由于國內的一般都是線裝書,因此能制作竹節裝的工廠經驗有限,出版社最終花了許多功夫、大價錢才將其制作而成。“這套書整體還是非常令人滿意的,也算我們珍藏本的開山之作。”朱奇評價道。
 
  時代變遷,做紙書的初衷仍未褪卻
 
  已經步入數字時代的我們,為何依舊要做紙書?馮濤借用清代詞人項鴻祚的“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來回應。“做紙書就是想做一個不可取代的、無法復制的東西”,人生苦短,總須有些值得讓你活下去的小趣味和小追求。
 
  馮濤不喜電子書,更偏愛紙書。“可能因為上了年紀,我完全不能接受這種閱讀體驗,它不能給我氣味、觸覺以及紙書的感覺。”
 
  提及上海譯文出版社時,馮濤十分開心。“譯文出版社是國內比較少靠賣文學書能夠賺錢的出版社,大部分出版社都是靠教材、教輔來支撐的,因此我們也挺以此自傲的。我也希望在目前有點條件的情況下,多去嘗試。”
 
  明年,上海譯文出版社計劃制作《荷馬史詩》、巴爾扎克的《幻滅》、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等書籍的插畫珍藏本。“我們做的這個‘紙書何為’以及新的插畫珍藏本只是一個開端,還有更多需要提到日程上的新創意、新選題。”朱奇欣喜地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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